應製定適合國情的中國公司治理原則.doc36

應製定適合國情的《中國公司治理原則》 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李維安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亞洲發展銀行（ADB）合作召開的“中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國際專家會議”不久前在京結束。會上，OECD的代表就有關OECD公司治理原則及其在中國的意義進行了研討。我認為，雖然該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但和中國的經濟現實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製定適合國情的《中國公司治理原則》已是當務之急。公司治理不僅成為現代公司製度中最重要的構架，而且是企業增強競爭力和提高經營績效的必要條件。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國家對治理結構有強製性的法律規定，又應製定與市場環境變化相適應的、具有非約束性和靈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則。因此，近年來擬定專門性的公司治理原則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日益增多。如：1992年和1998年英國分別提出了《Cadbury》和《Hampel公司治理原則》；1997年美國製定了《商業圓桌會議公司治理原則》和《加州公職人員退休基金會公司治理原則》；OECD於1999年製定了《公司治理原則》；日本於1999年公布了《日本公司治理原則》；最近，韓國、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等國也正準備出台公司治理原則。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構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機製已成為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核心，但由於市場機製的不完善和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對公司治理機製有法律保障作用的公司法，已明顯滯後於企業發展的需要。我建議應該在吸收和借鑒國外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結合中國企業的特性及時製定出具有指導性的《中國公司治理原則》，其具體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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